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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逐渐繁荣了起来，当时杭州，广州，扬州等等都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开始的港口。

    这种情况下，来自于这些地方的特产逐渐替代了原来北方的特产成为了丝绸之路出口的主力，毕竟以古代的交通运输环境，很多东西并不适合长途陆路运输。

    像上次梁恩他们在一条大概是元朝的沉船上找到了大量龙泉窑瓷器就是对于这一点的重要佐证，而金银器也是如此。

    尤其是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导致内陆地区混乱不断，同时到处都有收税的关卡存在，那个时候长途运输货物绝对是一种自讨苦吃的行为。

    根据梁恩知道的资料，安史之乱之前唐朝出口的金银器还是以北方生产的为主，比如说日本收藏的一些遣唐使带回的唐朝早期金银器器就带有明显的波斯金银器风格。

    但是安史之乱之后，那些金银器很快就变成了南方的那种融合了中原和西域之后特有的制作风格，反映了当时时代的变化，而那些前往日本的人所乘坐船只就是从扬州出海的。

    考虑到一直到非洲的东海岸甚至是波斯湾沿岸都找到了不少来自于唐朝的文物，这种情况下在印度找到一个对方定制的金银器自然也就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

    至于金银器上露出的那种佛教风格放在那个年代也是非常合适的，毕竟那个年代印度这边佛教仍然属于主流，所以这些人拥有佛教风格的金银器也很正常。

    “所以说，虽然这个银鎏金盒子看上去没有那块粉红色的钻石钱，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价值一点都不亚于那一枚钻石。”

    讲解到最后，梁恩对着摄像机的镜头开始做最后的总结，同时内心的喜悦也在脸上绽放开了笑容。

    “所以我要说，我们这次实际上找到了两件异常珍贵的文物，也算是为这次的探索工作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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